在郑州二七广场新近落成的回廊内，一个高个子德国人走了一圈。然后他登上二七纪念塔顶部平台，无言地俯视了这座东方城市。随后他走过德化街，径直去了郑州火车站，时间是公元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０日。
　　这位德国男子是德国包豪斯大学欧洲城市研究中心教授，名叫哈森。他应郑州市旅游局局长范强邀请，来郑州参加“一座塔和一座城”学术研讨会。哈森没有随专家团参加３月１１日上午对二七塔的例行浏览，而是提早一天进行了实地勘察。３月１１日下午，在裕达国贸酒店１４楼水晶厅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，所有与会的中国建筑、艺术专家们都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发言，当轮到哈森发言时，他起身离座。握着无线话筒，面对幻灯机打出的郑州地图，哈森用英语表达了作为一个欧洲人对“一座塔和一座城”的理解。
　　哈森依稀地知道，二七塔和火车站有历史关联。这位德国人的坦诚，使他的观点充满挑战意味，他建议从火车站到二七塔，最好建一个视觉走廊，因为两者都是铁路文化的代言者，而铁路文化就是郑州的强势文化；哈森还温和地批评说，二七广场周围的建筑抢了塔的风头，湮没了塔的个性；哈森认为德化步行商业街和塔前快车道构成一对矛盾，解决的办法是让快车道从地下穿过，减少广场交通负荷；哈森还看出二七塔把一座郑州城分为两个中心，一个是西区的市府，另一个是东区的省府……
　　那天，我在记录哈森发言的结尾，添了句批语：照此办理，得花多少银两？
误读成就二七塔
　　我接到“一座塔和一座城”学术研讨会邀请函的同时，也接到一份由范强撰文的《一座塔与一座城》。当天晚上，我细读该文，不觉感慨万千：范强这个老郑州人，竟把二七纪念塔与郑州城的历史、郑州人都糅在一起，捏成一个物件拿来示人。
　　范强搜集了大量与二七塔相关联的资料，并把它们分为七类：有价证券、艺术品、事件、广场活动、文化传播、双塔表情、二七广场改造。这些资料依类别有序地排放在一溜桌子上，把偌大的一个水晶厅占据了一半。一个长发披肩的艺术家边看边自语：“这种创意，该属于行为艺术的。”德国人哈森慢腾腾地挪动着脚步，同时一边听着翻译的嘀嘀咕咕，一边不时点头。后来，他告诉翻译，他喜欢印制有二七塔图案的１９７２年版的“河南省流动粮票”，那是票证时代的产物。
　　我的视线落在一幅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拍摄的二七塔照片上，当时的二七塔还是木塔，塔身上有大幅标语：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！细心的老郑州人还记得，当时二七塔身另两侧的标语是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！
　　１９７１年夏天，一场风雨过后，屹立了２０年的１５米高二七塔砰然倒地。这个多面体木塔完全是苏式，它是１９５１年郑州城乡物资交流大会的临时性建筑。老百姓以为那是政府建的二七纪念塔，便如此唤将起来，这纯属一种误读。郑州人意外地赋予了木塔以政治涵义，无意间把它和１９２３年２月７日那场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联系到了一起。１９５１年，那木塔塔身上的标语口号是：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；城乡互助，内外交流。
　　１９６７年４月下旬，木塔被用白纸黑字刷上“文化大革命”语汇：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；青松不老，二七不倒。这里的“二七”，是指“二七公社”，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由郑州大学、河南医学院学生组成的造反派组织。那标语显然是“二七公社”书写的。究竟有多少次，那用木条交*制作成网状结构的塔扮演了政治符号的载体，没人能说清楚了。
　　一座被误读的木塔，在倒塌之前，便渗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，郑州人从骨子里认同它。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周长城很纳闷地说：武汉的黄鹤楼，它的历史、文化含金量丝毫不逊色于谁，可它一直不能成为武汉的代言者，而二七塔为什么可以把郑州城抖搂个底朝天？
　　理解北京可以想到胡同和四合院，但它的底细是天安门，它承载着威严的皇权意识；认识上海可以想到它的里弄和石库门，但它的底细是新天地，那是一种香水和奶昔、咖啡混合过的气味；仿佛是文学评论家何向阳说过，二七塔是一个文化沉淀，一个结晶体，一个宏大叙事的载体，它泄漏了郑州的底细。不过，这位郑州才女一时不能确切地给郑州城乃至郑州人下个定义，她只是娓娓道来：郑州的灵魂是含糊的，它需要长时间的练就。
　　或许吧，说不透的郑州人，有一种说不透的性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