粮票，已经作废好多年了，可我手里攒下的这摞粮票，说什么也舍不得丢弃。我没有收藏的嗜好，是这花花绿绿的“小纸片”带给我那个年代的撞击太重，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。

　　那年月，拥有粮票，是“公家人”身份的象征，名曰：吃商品粮。祖祖辈辈种地的我家，绝没有这种高品位的东西。偶尔在黑市上高价购买半斤八两的“小零碎”，也只是为了逢年过节或者是婚丧嫁娶的人情往来，到那极具诱惑力的供销社门市部称上一两包“点心”。没有粮票，那“点心”是花多少钱也卖不出来的。常有贩卖粮票、布票的老头、老太被抓。那“市管”人员袖子上带着“红箍儿”，一副“大法官”的派头，凶乎乎的大声呵斥着，说是“坚决打击投机倒把”。老头、老太浑身筛糠着，一脸的沮丧和哀求。看到他们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心里直犯琢磨：什么是“投机倒把”呢？这就是报纸上常说的“反革命”、“阶级敌人”吗？继而，对粮票这神圣物件的肃穆感也油然而生了。

　　上中学时，带着干粮到校 。同学们那窝窝头、饼子，黑的、黄的堆在一起，集体到学校食堂“馏”热。开饭时，看到老师们从食堂打出的热呼呼、暄腾腾，散发着香甜气味的白馍馍，好半天调不回那直勾勾的眼神，该死的喉结不停地上下跳动，说话也好像不太利索。那日，同桌的同学告诉我，他拣到五分钱，能买一个馍馍，就是没有粮票，问我能不能搞到，二两就行，买了后一人一半。多大的诱惑啊！可是搞二两粮票，真的是比数学考一百分都难。我突然想起，父亲曾经在一个塑料皮本子里放过几张粮票，那本子，锁在东屋板柜上的一个黑色小橱子里。终于有一天，趁家里没人，翻箱倒柜找出了小橱钥匙，心跳“扑腾”地从塑料本夹着的几张一两的粮票中拿出了两张。一上午按奈不住激动的心，课也没听进去多少。中午开过饭，和同桌一起买出了一个“刀切馍”，两个人来到教室后面，轻轻地掰开馍，一人一半，先是静静地看，继而是一小口，接着是两大口，几乎是没感觉怎么嚼，就匆匆下了肚。那滋味，我实在是无法忘记，仿佛吃到了山珍海味，也仿佛就是人生最大的追求。可那二两粮票，也让我着着实实愧疚了二十多年。

　　考上省城中专那年，我十六岁。临行前的那个晚上，母亲给我包好了四十元钱，父亲庄严地打开那小黑橱子，把那十几张皱皱巴巴的粮票拿出来，塞进了我用别针别紧了的上衣口袋儿。我说：“爸，学校管饭，用不着这个。”爸说：“拿着，不够吃，就添巴点。”我按了按口袋儿，感觉就象身上背了一筐白面馍馍。

　　省城学校食堂的生活，确实让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孩子激动了好多天。尽管隔三岔五地也吃些粗粮窝窝头，但吃白面馍馍已不再是稀罕事，每日还有一两顿汤汤水水的熟菜，偶尔也能见到肉星。吃饭时，八个人一桌，集体打饭，按份分开，很是平均。女生们还能细嚼慢咽，吃相轻盈；男生们则个个风卷残云，叮当作响，常常是碗底朝天，却余兴未尽，咂巴着嘴，离开食堂。每月三十四斤的粮食定量难以满足正在发育的身体的需要，慢慢地，白面馍带来的兴奋被填不饱肚皮的饥饿感代替。随着军训课任务的加重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，到了晚上，肚子“咕咕”直叫，做梦都在狼吞虎咽的吃东西。

　　学校做出了决定，定量不够的，可以用钱和粮票去膳食科购买饭票。城市来的学生开始“加饭”了，没有粮票的，只有望“馍”兴叹了。

　　父亲塞上的十几斤粮票，到底派上了用场。每天能够多吃一两个馍，毕竟舒服多了。那些天，每晚都多买一个馍，等下了晚自习，悄悄地享用，睡觉也踏实了许多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带来的粮票很快被我花光，接下来的仍然是半饱不饱的状态。一天，老家农村的大姐来了一封信，是托别人写的。打开一看，里面夹着一张粮票，是五斤的。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，真不知老实巴交的大姐是怎样弄到这粮票的，它又使我“舒服”了好多天。

　　放寒假时，学校给我们开出了介绍信，让我们回到老家，可以到当地的粮所用粮食换粮票。我看到了希望所在，毕竟父母还存有大半囤的玉米。既然有学校的“尚方宝剑”，国家也有这样的政策，估计换点粮票是不成问题的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母亲从囤里收出了晒的干干的玉米，倒在一个大簸箩里，仔仔细细地往外挑拣杂物，连一些干秕的玉米粒都挑了出来，收拾干净后，装进一个口袋内。第二天一早，父亲用独轮车推着玉米，和我一起去公社粮所。

　　粮所里货场上的粮食堆积如山，一包包的用大张的篷布盖着。营业室在前排房子的东头，东墙上开了一个窗口。和父亲一起放稳车子，卸下玉米，我来到窗口前。透过窗子，我看见里面一张单人床上坐着一个妇女，背对着窗口，好像在织毛衣。“同志……”我连叫了三声，她才慢条斯理地扭动了一下身子，侧过头来，懒洋洋地撩了一下眼皮。

　　“干啥！”瓮声瓮气地象男人的声音。我这才看清了她：四十岁上下的模样，肥胖的身子，黑黑的皮肤，满脸的横肉，焦黄的门牙，一双不屑一顾的眼睛耷拉着眼角。不过我看准了，她确实是女的。我心里突然有种打怵的感觉，两腿别了一下，直想小解。

　　“我换粮票。”我甚至有一点战战兢兢。

　　“同志，俺们有信。”父亲也凑过来，陪着笑脸。

　　“拿来！”她一句话都不多说，没正眼看我们，脸上僵硬着。

　　我掏出学校的信，递了上去。

　　“哼哼……”她瞥了一眼，信就从窗口里飞了出来。

　　“怎么了？”我急了。

　　“就这？废纸一张，白费！”

　　“啊？那需要啥信？”父亲一脸的困惑。

　　“记住了，拿公社书记的批条来！上个学，就想换粮票了？美的！”我眼瞅着她的大嘴撇到了一边。

　　“同志，同志……”没等我说完，窗口上的一块木遮板“咣当”一声落了下来。我的心一哆嗦，木然地愣在那里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浑身感到无力，回头看看父亲，他眼角分明有两滴浑浊的眼泪。

　　就在我们把粮食抬上车子，准备离去的时候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用自行车驼着一袋粮食来到了粮所，放下车子，喊着“三姑”就进了营业室。不一会儿，胖女人出来过秤、开单子、结算，前后不过十几分钟，小伙子带着空口袋走了。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忽地涌上一种酸楚、一种无奈，继而变成了一种抑制、一种切齿，鼻孔里发出了一声意味深长的“哼”字。

　　“去找书记吗？”父亲还抱有一线希望。

　　“哼！谁也甭找，饿死我也不会求人了！”小小年纪的我突然变得倔犟起来。

　　粮票终究没有换成，但从此，我萌生出一个妒恨的念头，也象是发下了一个天誓：娶个粮所的女人做老婆！

　　天遂人愿。妻一参加工作就在公社粮所，可惜嫁我之前就改了行，那时粮所的工作早已不再“吃香”了。九十年代中期，我做了好几年的乡镇党委书记，也就是从前的公社书记，只是没有赶上过那“换粮票批条子”的瘾。常和妻提起这段“换粮票”的历史，妻笑我：别老埋汰、编派粮所的职工，那是你愤懑心理的发泄，心理不平衡罢了。

　　参加工作若干年后，粮票已不再稀罕，商店里的粮食制品也开始不再用粮票。等有了三口之家，粮本上的供应粮结余了上千斤，偶尔用粮票换点鸡蛋什么的，好歹还能派上点用场。

　　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，到街上买馒头，交钱时，眼前卖馒头的女人叫我大吃了一惊：这不是老家公社粮所的胖女人吗？怎么？我见她瘦了许多，脸也好象变长了，脸上的肌肉不再僵硬，一脸的褶子里堆满了笑，那冻的红红的手象馒头，哆哆嗦嗦地找着零钱。我忽然可怜起她来，走出老远，还不住地回头张望。听别人说，她前几年调到县城的一家粮所，后来经营不好粮所合并，她下了岗，卖起了馒头。我记起了不知哪位朋友说过的一句话：高贵和低贱本没有界限，是人的眼睛出了毛病。此一时，彼一时啊！

　　几年前，粮票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，家里的粮本早已不知去向。那日问及正上高中的儿子：何谓粮票？他迷惑地摇摇头，竟不知粮票是什么玩艺儿。我常常念叨那个年代的“历难”，为今天的生活欣慰。妻在一旁“刺儿”我：说不上哪一天，还得用粮票，你还得求我们粮所的人。我笑出了声：哈哈，等太阳从西边出来吧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