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到粮票，今天恐怕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不知道其为何物了，但是它在许许多多经历过那个年月生活的人的心目中依然印象清晰，甚至还有着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。计划经济时期，城镇居民吃粮定量，凭票购买，粮票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，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讲，粮票可以说就是千家万户的命根子，因为在那时，没有它，你真地会吃不上饭。

　　城市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大概是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，其人均标准不但随着粮食生产形势的变化几经变更，而且依照人员年龄和工作岗位的不同还有详细的划分，虽然各地在定量的多少上略有一些差异，但确定定量的原则基本相同，那就是有工作的人和普通居民的标准不一样，一般城市居民大概都是每月13公斤左右，而大中学生根据性别、各类工作人员根据工种则再另增加一定数量的粮食补贴。那时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粮本，上面登记着家庭人口的详细情况和粮食定量标准，并且如果谁要调动工作，尤其是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，在迁户口的同时，还必须要办理粮食关系转移手续，以便在新的地方领取粮本。

　　粮票一般不是直接发放的，居民们需要米、面的时候只要拿着粮本到指定的粮店去购买就行了，届时粮店的工作人员会在粮本上记载定量剩余的多少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只有在出差的时候，才能凭单位证明从粮店取出一定数量的粮票。不过，后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改善和提高，各地也便就逐步放松了这种限制，粮本上的节余的可以用粮票发还给居民，因此，七十年代以后，不少家庭都多多少少地储存了一定数量的粮票。另外，工作人员的粮食补贴是由单位集中到粮食部门领取粮票，然后定期发放给个人。

　　粮票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全国粮票，这种粮票不但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使用，而且用它到粮店去买粮食，还可以按比例带食油；再一种就是所谓的地方粮票，地方粮票通常以省区冠名，并且只在其辖区范围内有效，不过，在一些省区交界的地方，有时地方粮票也能互用。另外，有些地方为了便于市民购买，还发放了一种类似粮票的面票和米票，而且在北方，还有粗粮和细粮之分，这种票证原则上在市面上是不可以流通的，仅仅只能作为在当地粮店购买粮食时的凭证，但后来这种面票或米票也可以在粮店办的副食点上购买面条、相关生熟食品和各类粗细粮食做的点心。

　　粮票不是一种有价证券，当时国家规定不准买卖，并且对大宗倒卖粮票者要按投机倒把给予治罪。不过，实际生活中似乎没有那么严格，尤其是文革后期，在许多地方，去早点摊上买包子、油条等食品时，如果没有粮票，相应地多付一些钱也可以，比值大概是一斤地方粮票合人民币两、三毛钱的样子。那时，有的家庭由于人口多，或者老少爷们饭量比较大，家里粮食不够吃，往往也会通过各种关系花钱从别人手里买富余的粮票。当然，也有的是亲戚朋友吃不完，无偿奉送。以钱来抵粮票并不是在那里都可以，似乎只有粮食系统开办的饮食部门才这样做，其他餐馆和饭店则不行。所以，有时尽管兜里有钱，但也不得不望馍兴叹。

　　在那个严格凭粮票供应口粮的年代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也有吃饭不要粮票的情况，那就是外出乘坐火车的时候。“在家千般好，出门一时难。”民族传统似乎对身在旅途的人还是比较体谅和关照。一般在火车站的站内商店和火车上销售各种小食品都不要粮票，并且还不限制购买数量，但在火车上就餐就有些不同了，尽管也免收粮票，但是要凭车票供应，通常每张车票只让买一份。那时铁路上的饭菜和食品质量相对都比较好，价格也低，深受群众的欢迎。当时，还经常有这样的事情，就是有人虽然不坐火车，但想办法通过熟人关系从火车站里买到一些物美价廉的食品。

　　曾经有这么一个笑话，说是由于粮票紧张，某地方的人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，每每去饭馆吃面条的时候，往往是二两面条却分两次要，每次只要一两，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能够多喝一碗面汤。这个笑话的本意实际上是讽刺那个地方的人斤斤计较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当时吃饭的困难。请原谅这里以“某个地方”代表笑话中本是一个很确定的城市，实际上那个城市的经济地位一直在全国是举足轻重的，城市居民也比较富足。固然这是一个过去传说的玩笑，但现在回忆起来似乎让人感到的是几分辛酸。

　　一个时代过去了，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结束了，粮票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圆满地完成了它所承载的沉重使命，彻底走进了历史的博物馆。虽然粮票已经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上的经济价值，但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，它具有文物价值、收藏价值、甚至文化价值，它将会凝重地告诉我们的后代，城市里的人曾经这样生活过。